敦煌地处河西走廊的最西端，甘肃、青海、新疆三省的交汇之地，曾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锁钥，中西的文化枢纽要道，对外交往的国际都会。“敦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东汉应劭在《汉书·地理志》中解释“敦，大也；煌，盛也”，取盛大辉煌之意。历史上的敦煌是多民族的聚居地，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在这里交流、交锋、融合成长，众多北方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形成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敦煌文化具有开放包容、崇高唯美、向善守正、谦恭和谐的特质，在中华历史的长卷上谱写出光辉的篇章。
一、夏商周至秦汉时期的游牧文化
我国古文献将古代西部地区的居民统称氐羌、羌戎、西戎。从考古发现和现有资料来看，公元前1600多年前的火烧沟人是敦煌地区目前已知的最早居民，属于氐羌（羌戎、西戎）这个大类，其时期大致与中原夏代相当。三苗人、塞种、允戎等多种部族也在这里休养生息。他们过着游牧猎狩的生活，表现出混交型的游牧文化。在当时，由于文字还未出现，这些少数民族就将他们的游牧生活场景绘于山崖岩壁上，用这样的方式来描绘、记录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场景。
先秦时期，月氏和乌孙先后游牧徙居到敦煌。战国末期，月氏逐渐强盛起来，兼并了原来的羌戎，赶走乌孙人、塞种人，独占敦煌水草丰美之地直到秦末汉初。故史书上曾有“东胡强而月氏盛”的说法。公元前201年左右，北方匈奴冒顿单于崛起后，入侵河西，击败月氏人，迫使月氏人西迁于两河流域（锡尔河、阿姆河），敦煌成了匈奴的领地。强盛的匈奴控制着河西走廊地区，对中原汉王朝的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即位后，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8年），首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乌孙等西域少数民族夹击匈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年仅20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发起河西之战。他们从陇西出塞，大获全胜，收复河西，设置武威郡和酒泉郡断绝匈奴与西羌的通路和联系，捍卫边关安全。汉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顺利地从乌孙凯旋而归。从此，凿通了丝绸之路，即从我国甘肃、新疆到今阿富汗、伊朗等地的陆路交通，直接促进了中西方物质文化的交流。西域的珍禽异兽，珠宝香料源源不断的运往中原，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等文化生活方式也传入中国，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张骞"凿空"之行，是中西交通史上的创举，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敦煌也在西域文化的熏陶之下继续发展。到了公元前111年，汉王朝又设置了张掖郡、敦煌郡管辖河西地区。为防御匈奴侵扰，在敦煌郡北部修筑了长城，与酒泉郡的长城相接。同时设置了玉门关和阳关作为通西域的门户，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玉门关和阳关，一个在北，一个在南。作为河西走廊西端的重要关隘。是丝绸之路敦煌段的主要军事重地和途经驿站，通西域和连欧亚的重要门户，出敦煌后必须走两个关口的其中一个。敦煌玉门关小方盘城遗址出土的一枚汉简就充分证明了当时少数民族匈奴与其他民族交往的历史。简文中明确记载了匈奴译者这一专门从事翻译匈奴语的职业人物。
汉王朝对敦煌的管辖，使得敦煌郡逐渐发展起来。汉武帝几次从内地移民于此，据记载，西汉未年敦煌郡已有户11200，口38335。来到敦煌的移民和戍卒多为汉人，汉王朝组织他们进行屯田，兴修水利工程。他们不仅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使敦煌从以游牧为主的社会生活转变为以农耕为主的社会生活，逐渐发展成为繁荣的农业区和粮食基地，还使得中原文化在敦煌生根发芽。《汉书》记：“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这些人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的到来，使中原汉文化传播到了敦煌地区，他们本人及其后裔也成为当地的望族和大姓。
丝绸之路开通后，以佛教为载体的中西文化交流薪火相传，树立了世界文明交流的典范。同世界其它宗教形态相比，佛教悲天悯人、和谐谦恭、自省宽容的特质，使丝绸之路成为唯一一条中西交流的对话之路、友谊之路。
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向中国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佛教开始传人中国。史称这一佛教初传历史标志为“伊存授经”。1987年，敦煌市博物馆在文物普查时，在敦煌市东64公里处火焰山北面冲积台地上物发现悬泉置遗址，1990—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清理面积2.25万平方米，出土文物7万余件，其中汉简3.5万件。出土汉简中，有一件与佛教有关，编号为Ⅵ91DXF13C②:30，长25厘米，松木，一般称“悬泉浮屠简”（如图三）。浮屠简的文字完整：第一行为正文，大字：“少酒薄乐。第二行为落款，字体较小：“会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这是一份通知书，也即请柬。意思是在作为斋日的廿三日（佛教将阴历每月之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称六斋日），在浮屠里举办斋会活动。 由此可见，敦煌当时的佛教文化已逐渐形成规模，同时，也正是借由丝绸之路的开通，敦煌与西域各少数民族的来往密切。
中亚是历史上最早与汉朝建立官方外交的国家和地区。汉简中关于大宛、康居和大月氏的材料为我们提供了汉与中亚关系的实证。
比如汉简关于元平元年（前74年）天马的记载，就说明李广利伐大宛时“岁献天马二匹”的约定，20多年后仍然在践行，而且朝廷相当重视，每次都要派官员到边地迎取。结合其他大宛简研究，汉朝与大宛的关系始终未曾中断过。再比如汉朝与康居的关系，有一份《康居王使者册》（如图四），全文7枚简，293字。所记永光五年（前39）康居王使者一行前来中原朝贡。
另外，悬泉汉简也见证了汉王朝与等西域诸国经济、文化交流历史。
简文：
宛貴人烏莫塞獻橐他一匹、黄、乘、須兩耳、絜一丈、死縣（懸）泉置……（Ⅱ0214②：53）
鴻嘉三年正月壬辰、遣守屬田忠送自來鄯善王副使姑彘・山王副使烏不腞、奉獻詣行在所、爲駕一乘傳。敦煌長史充国行太守事・丞晏謂敦煌、爲駕、當舍傳舍・郡邸、如律令。六月辛酉西。（Ⅱ0214④：78）
烏孫・莎車王使者四人、貴人十七、獻橐佗六匹、陽賜記□（A）十九日薄（簿）至今不移、解何。（B）（Ⅰ0309③：20）
各有數、今使者王君將于闐王以下千七十四人、五月丙戌發祿福、度用庚寅到淵泉。（Ⅰ0309③：134）
黄龍元年六月壬申、使臣宏・給事中侍謁者臣榮……詔傳□吏甘使送康居諸國客、斥候蓋典副、羌……爲駕一封軺傳、三月辛□……（Ⅱ0114④：277）
……送精絶王諸國客凡四百七十人。（Ⅱ0115①：114）
永光五年七月癸卯朔丁巳、使送于闐王諸國客、衞司馬參・副衞侯臨、移敦煌太守、一過不足以考功、致縣略察長吏居官治状、侍客尤辨者。渉頭・淵泉盡治所。（Ⅱ0216②：54）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
东汉末年和继之发生的西晋永嘉之乱数百年间，中原地区战火弥漫，干戈不息，敦煌地区却因为远离政治中心，成为一个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繁荣的独特地域。这便使得“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公元385年，江汉百姓1万户、中原百姓7000余户到敦煌。中原文化随移民在敦煌开始传播发育。
在重视农耕经济发展的同时，更依赖于敦煌总凑西海之道的有利条件，地方政府大力发展了商业。三国曹魏时 敦煌太守仓慈到任后，抚恤贫弱，打击豪右，均平赋税，执法平允，严禁欺诈侵渔西域胡商。处理商胡贸易，过境者，发给过所；就地贸贩者，以官府库物与之交易；西归者，护送于路。打击豪强大族解除其武装，鼓励胡汉通婚，为往来胡商提供种种方便，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使“商侣往来，无有停绝”，“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敦煌逐渐成为华戎所交一大都会。公元400年，李暠据敦煌称王，建立了西凉国。敦煌有史以来第一次作为国都。凉州成为中国北部的文化中心，而敦煌作为凉州文化的中心，文化发展日益繁荣。
作为我国特定历史时期中西文化融合的交汇点，敦煌产生了灿烂辉煌的敦煌古代文化和民俗文化，其中墓葬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位于敦煌市城东六公里处的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就是敦煌文化的一个缩影。
西晋画像砖墓的内容是这一时期敦煌人民社会经济及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 敦煌画像砖墓饰以复杂的仿木构彩绘砖雕，以象征高坞深堡的庄园门阙。以墓葬照墙为施画区域兼及内室，以神龛灵兽及历史故事为主。从砖画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的民间绘画的技艺以达到相当纯熟和普及，也反映出敦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受到各种宗教文化的影响而非常的活跃。这也为佛教文化的发展与敦煌莫高窟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图中画面人物服饰华丽、夫妻平等对坐于胡床之上，生态悠然自得，侍者侧立于旁，西域文化、中原文化以及礼仪元素显现无遗。（如图五）
这样的卧具则是从西域传来（如图六）。
图中的采桑传自于中原（如图七）
而像佛教中的八瓣莲花砖和白象的形象（如图八），也在魏晋壁画墓中出现。中国古代曾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魏晋中原发生过“三武灭佛”。上述画砖佛教意像与道教题材的青龙、白虎意像、儒家的礼乐宴饮意像共存于同一墓葬，说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上早在魏晋之际儒、道、释三家已经融合，同时也是敦煌文化融洽万方、兼收并蓄的有力物证。
汉以来，敦煌文人学士大量涌现，已是文化极盛之地。魏晋以后世家大族的到来，更使敦煌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兴盛，涌现出了一大批硕儒大家。
刘昞一生著有《略记》、《凉书》、《敦煌实录》、《方言》等著作；并注疏《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等书。其《敦煌实录》，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实录性的史书，在中国史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阚駰曾撰《十三州志》等著作。书中对河流山川、地名物产等都作了认真的考证，在很多地方纠正了前人的错谬，极具学术价值。
大书法家索靖，他与同在太学学习过的汜衷、张甝、索玠、索永被称为“敦煌五龙”，俱以文学闻名当时，著有书法学专著《草书状》等。
在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列为中国古代科学家之一的赵匪攵，曾任北凉太史令。是十六国时著名的天文学家和历学家，著有《七曜历数算经》、《河西甲寅之历》、《阴阳历书》等。
晋敦煌僧人竺法护，其先本月氏人，世居敦煌。中国佛教初期最伟大的译经家。曾译著大乘佛教最重要的经典《法华经》。译经部数极为可观。
此外还有昙摩密多、宋云、宋繇、索袭等一批各有所长的学者涌现。
莫高窟创始人乐僔和尚，戒行清虚，执心恬静，于建元二年（366）时造窟一龛。莫高窟开窟造像活动自此始。从开始的小窟到后来的大窟，再到逐渐发展成为传播佛教理义和礼拜的场所，佛教在敦煌的传播愈发兴盛。
三 隋唐五代的文化大繁荣
隋代统一南北，为加强军事防卫，在敦煌和河西走廊设立河西十军，使敦煌经济得到稳步发展，丝绸之路全线畅通，“伊吾之西，波斯以东，朝贡不绝，商旅相继”。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敦煌石窟的营造达到了极盛，敦煌文化进一步凝聚了来自中原的汉文化，以及来自印度、西亚、中亚的文化。当时中原通西域的道路共有三条，伊吾、高昌、鄯善分别是这三条道路西行的起点，而这三条道路在进入河西时就“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西域的佛典和音乐等经由敦煌传入内地，内地的丝绸、瓷器和文化典籍也经由敦煌传入西域乃至更远的地方。隋文帝和炀帝均笃信佛教，大兴佛事，促使敦煌佛教迅速发展。
唐王朝前期扼制了西域最大的威胁——西突厥的进犯，在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和安西四镇。使敦煌经济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出土于敦煌汉唐时期墓葬的胡人牵驼砖、胡人俑、镇墓兽等大量文物就是充分的印证。
胡人牵驼砖(如图九)，模制，唐代，1995年出土于新电台——佛爷庙墓群；
牵驼人头戴中亚塞种人的尖顶帽，高鼻深目，身穿圆领窄袖服，右手紧握缰绳，左手杵短杖，表现了牵驼人与骆驼长途跋涉的精神面貌。它真实地再现了当年运载丝绸等货物的骆驼商队，不畏艰险，日夜兼程，在叮铛的驼铃中行进的情景，看到它不禁使人想起唐代诗人张籍《凉州词》中“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生动诗句，它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国际间友好往来的象征。
镇墓兽是我国古代墓葬中常见的怪兽，是为震慑鬼怪、保护死者亡灵不受侵扰而设置的一种冥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敦煌苏家堡唐墓出土的镇墓兽（如图十）为细泥红陶，呈人面兽身,面部造型为典型的西域人,耸鼻、深目、络腮胡,头部两侧有双角直冲天戟。表情冷酷、严肃,狰狞凶猛,恐怖气势浓重。将西域胡人形象与丧葬制度结合起来，也是当时西域文化在敦煌地区传播的象征。
唐代莫高窟的开窟数量多达1000余窟，保存至今的有232窟。壁画和塑像都达到异常高的艺术水平，除了西域风格与中原风格并存与相互融合外，还实现了外来艺术民族化、宗教艺术世俗化的转变。
而在隋唐之际，粟特族的发展也更加繁盛。粟族特作为古代中亚历史上最活跃、最神秘的民族之一，其经济、文化水平很高，知农善艺，并且拥有记录自己语言的特殊文字——粟特文。他们以善于经商而闻名，利之所在，无远弗至，故而被称为“商业民族”。他们长期活跃于丝绸之路上，以至丝路沿线的许多地区，如和田、据史德、龟兹、焉耆、高昌、庭州、敦煌、姑臧、长安、洛阳以及六胡州、河朔等地都有粟特人分布，其商业活动不仅沟通了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也使自己独特灿烂的文化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传播至东方。粟特民族的宗教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佛教、摩尼教、祆教、景教等信仰在不同时期的粟特民族中都有一定体现，但就敦煌出土文献看，佛教、祆教应占主导地位，特别是祆教，更是粟特人最特有的宗教信仰，故受到学术界的格外关注。
天宝十四年（755）发生安史之乱，唐王朝由盛而衰，吐蕃乘机侵吞河西，经十一年攻城，于贞元二年（786）占领了敦煌。建中二年（781）吐善占领沙州，推行吐善行政、经济制度和习俗，同时，大力抉植佛教，佛教势力迅速膨胀，推动了莫高窟继续兴建。
敦煌发现的吐蕃史料主要有两类，一为古藏文文献（亦称吐蕃文书或称古藏文卷），一为汉文文献，它们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都有大量发现。吐蕃文文学作品数量也不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应首推印度著名长篇史诗《罗摩衍那》的译本。藏族医学文献很多，有《医疗杂方》、《医灸法》、《医百病疗方》、《针灸图》、《医马经》，还有用象雄语书写的医药文献.。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沙州汉族人民趁吐蕃势力衰弱时，在张议潮的领导下举行起义，张议潮反抗吐蕃起兵后所建，一度统治了河西地区十一个州。而在在归义军政权曹议金统治时期，提倡佛教，大造寺窟，安抚人心。更是与回鹘、于阗等少数民族建立姻亲关系，维系同少数民族的友好关系。他当政时期出现了刀兵罢散、四海通达的繁荣景象。
四 宋元明清时期文化的缓慢发展
景佑三年（1036）和南宋宝庆三年（1227），敦煌先后为党项羌和蒙古族占领。西夏和蒙元统治者笃信佛教，不排斥汉文化，敦煌莫高窟作为沸教要地，依然受到重视，仍有建造。至今，莫高窟和榆林窟保存着大量丰富而独特的西夏佛教艺术。举世闻名的"敦煌遗书''即在西夏统治时期（1036年）封藏于莫高窟第17窟内。
元朝统治者也崇信佛教。莫高窟的开造得以延续。现存元代洞窟约10个。自元朝以后，千里河西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扫除元朝残余势力，在河西修筑了嘉峪关明长城，重修了肃州城。为加强西北边疆的防卫，永乐三年（1405年），在敦煌设沙州卫。嘉靖三年（1524年），明王朝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关内，废弃了瓜、沙二州。此后敦煌长达两百多年没有建制。
直到雍正三年（1725年），清政府在敦煌建立沙州卫，在敦煌地区进行五十六州移民，重修沙洲城。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改沙州卫升敦煌县，隶属安西直属州。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发现了震惊世界的藏经洞。藏经洞内藏有各类文书和绘画作品，除汉文外，还有股藏文、梵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等多种少数民族文字。还有佛教、道教、基督教和已经灭绝的古代摩尼教的典籍。
敦煌遗书的发现，打开了丰富多彩的敦煌文化的视窗。人们发现在“四面六蕃围”的环境中，还有这么一块汉文化绵延发达的沃土。在这里，人们创造了博大精深的地方文化，学术界将其称之为“敦煌文化”。
五 结语
敦煌是多种文化融汇与撞击的交叉点，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文化在这里相遇。作为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地区，各民族在这里你来我往，繁衍生息。丝绸之路开通后，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催生了敦煌文化。不仅如此，敦煌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吸收各地域和民族文化的营养，使各个时期的敦煌文化，都融入了大量当时先进文化的元素。他们不仅带来看得见的物质成果，更是为敦煌人民增添了锐意进取的开拓意识和兼容博纳的文化胸襟，塑造出多彩的敦煌文化，并使之不断丰富与升华。正是这些多元文化的新鲜注入，才使得敦煌文化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悠久历史孕育的敦煌灿烂的古代文化，使敦煌如今依然辉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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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市文物管理局 赵志英
2016年6月20日
敦煌市文物管理局 赵志英 邮编：736200